他来自徽州

　　胡雪岩的家乡究竟在哪里？

　　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的。但是只因为这位红顶商人的名气实在太大，死后也是余威仍存，又因了近年来各地大肆发展旅游、对外开放名人故里的缘故，“胡雪岩家乡在哪里”，也就变成了一个为各方所争论的问题。

　　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朱子的家乡在哪里”，“诸葛亮的家乡在哪里”，乃至于“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家乡在哪里”，都成了为各个利益相关方所争论的问题。身处争论中的人争得是面红耳赤，而对于身处争论之外的人，多半会觉得这种争论甚是无聊。但对于那些确乎对名人生平感兴趣的有心人而言，这种争论无疑会让人觉得心中茫然，而全然不知所从。对于专心研究名人过往历史的人而言，这种茫然则往往会成为其进一步深入探索的一大障碍。

　　关于“胡雪岩家乡所在”这一争论最大的分歧是，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胡雪岩的家乡应该是在杭州，而并非是我们一贯认为的徽州绩溪。这样的论点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充分的论据，其所遵循的最大依据与其说是历史事实本身，还不如说是今天浙江人与安徽人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其心理上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但是，只要稍微有一定的历史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在胡雪岩所在的那个时代，论及在诸多领域其心理上所拥有的优势地位，杭州人与徽州人相比，倒是很可能是处于下风的。

　　身处各个利益相关方之外的单纯研究者，之所以对“胡雪岩的家乡在哪里”这样一个问题紧抓不放，着实是因为一个人的家乡的确会在他整个人生里头留下极度深刻的印记，成为其整个人生图画逐步展开时无法忽略的图画背景，在他的人生一开始的时候就奠定了他接下来的整个人生的基调。所以我们实在有必要对这位红顶商人的家乡所在，做出进一步的澄清。

　　综合各方的观点，翻遍无数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胡雪岩的家乡应该是在徽州绩溪。更准确的说法是，胡雪岩出生于徽州绩溪，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而到了十三四岁，也就是徽州人“往外一丢”的年龄，胡雪岩才开始走出徽州，并且最终在杭州定居下来。从此之后，西子湖畔的杭州也就成为了胡雪岩一生兴衰荣辱、魂归梦断的地方。

　　——也就是说，胡雪岩的家乡应该是在徽州绩溪，而其一生之中最主要的活动舞台才是在杭州西子湖畔。

　　本书的展开也是以胡雪岩的家乡在徽州绩溪这样一个认识上的前提作为开端的。

　　从一首诗谈开去

　　游黄山白岳不果

　　汤显祖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如今，徽州已是名闻中外的旅游胜地，汤显祖的诗作“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更是成为了徽州的旅游宣传词。如此清妙恬淡的诗句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和巨大的诱惑，披上了朦胧面纱的徽州也因此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梦境。

　　那么，“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真的是描写徽州的优美景物的吗？如果不是，那它表达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亦即公元1598年，在徽州休宁县榆村的水口山上矗立起一座雄伟的七层宝塔--辛峰塔，这是时任光禄寺丞的休宁富商程爵对已去世两年的歙籍故相许国感恩戴德而建造的。也就在这一年，汤显祖的光辉剧作《牡丹亭》写成，树立起一座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世人在为《牡丹亭》的艺术魅力叹服的时候，也许不知道，没有许国，就没有大剧作家汤显祖，也就没有《牡丹亭》。

　　许国(1527～1596)，歙县人，明代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隆庆六年任日讲官，为太子朱翊钧授课。他讲课很有一套，深得太子的好感。朱翊钧即位后，许国即升任右寿坊进右赞善，此后一步步青云直上。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许国奉旨主持会试，汤显祖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汤显祖(1550～1616)，江西抚川临州县人。中进士后，授南京太常博士，后迁礼部主事。同年四月，内阁首辅张四维病死，吏部尚书申时行继任。申时行是许国乡试的同窗好友。入仕以来，两人政见相合，关系密切。申时行向皇帝推荐许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的二辅。申时行执政，引起群臣的一片反对声。先是许国的歙县老乡、御史江东之等人联名上疏，接着吏部尚书杨巍也响应。这时，许国不能袖手旁观，于是站出来为申时行辩护。这样一来，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许国在内阁8年，没有一年清静，他惶恐、愤怒、心灰意冷，先后6次申请退休，最后都因皇帝挽留而作罢。不过，上书的言官们，也降职的降职、流放的流放。

    万历十八年，对皇帝来说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四月，被视为国家粮仓的湖广发生饥荒，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六月，京城一带又发生灾害。七月，青海的蒙古火落赤部进犯临洮。洮州副总兵李联芳全军覆没。接着，总兵官刘承嗣又败。朱翊钧十分恼火，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谏议官，说他们没有从接连发生的日蚀星变上预测灾祸，给他们停俸一年的处分。汤显祖不服气，上书皇帝，认为责任在辅政大臣申时行、许国，是他们窃权欺蔽，排斥异己，箝制言路。汤显祖言词激烈，说辅臣用朝廷的俸禄培植个人势力，结党营私，没有廉耻可言。朱翊钧见奏章后大怒，当即把汤显祖贬为海南徐闻县典史，两年后迁浙江遂昌知县。到万历二十年，更将汤显祖削职为民，汤显祖从此家居近20年，始终未被起用。

　　汤显祖对宗师许国一直耿耿于怀。在《牡丹亭》中的杜宝和阴曹胡判官这一阴一阳两个人物身上，就寄寓着对他许国的冷嘲热讽。杜宝官同平章军国大事，在宋朝是副宰相，和许国的官位相当。杜宝的迂腐、昏鄙、顽固不化的封建官僚特征，和汤显祖眼中的许国如出一辙。“注湿生，牒化生，准胎生，照卵生……威凛凛人间掌命”(《牡丹亭•冥判》)的胡判官，等于是汤显祖奏议中指责申、许操百官生死予夺大权的图解。不过，汤显祖在《劝农》一折中，又美化了杜宝，在《圆驾》一折中借杜丽娘的嘴，说胡判官的地狱还没有朝廷的仪仗可怕。这些，则体现了汤显祖的矛盾心理，他贬损恩师许国，不是为了泄私愤，是因为政见不合。而许国主考会试时，从数千名考生中遴选出300多名，可见他对汤显祖的文章是认可的。对这个来自宋朝名相王安石家乡的汤显祖，在进入仕途后，应该说他是认真考察过的。出于自己的政见，也出于知人善用，他不希望汤显祖去步王安石的后尘。因为“意气慷慨”的汤显祖毕竟没有王荆公那样的雄才大略；内忧外患频仍已经病入膏肓的明朝，也不是北宋熙宁年间；而明神宗朱翊钧，虽然和宋神宗赵顼一样贪财，但远没有赵顼的开明。张四维的前任首辅张居正推行过“一条鞭法”的小改革，为朝廷生财有道。死后多年，朱翊钧翻脸不认，还派人查抄张家，枉死一家数口，亏得许国暗中关照，才幸免灭门之灾。汤显祖如果得势学王安石，结局一定会更惨。许国主观上排斥文才横溢、能做学问的“章句之徒”，客观上却成全了他们的事业。他无情地阻塞了汤显祖的仕途，却促成了汤显祖在专长方面的发展。许国改变了汤显祖的人生轨迹，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同时却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创作的《牡丹亭》，树立了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千古不朽的戏剧丰碑。历史上有些事是这样地巧合：英国莎士比亚(1564～1616)和中国的汤显祖同时在天各一方铸造了戏剧巨制，又在同一年辍笔辞世。这两座分别隆起在欧亚两端的高峰，成为世界文化中的奇观。

　　汤显祖对许国的态度，集中表现在一首五言绝句中：“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游黄山白岳不果》。唯恐他人不明白其用意，又特地作序曰：“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汤显祖是万历二十六年(1601)解职回抚州临川原籍的，而许国早在万历十九年(1591)就退休回到徽州故里。友人吴序劝汤显祖到徽州去晋见许国，以消除隔阂，时过境迁，只要许国肯对皇帝说句话，就能改变自己的困境。诗句“黄白”，明指黄山、白岳(齐云山)，暗喻黄金白银，即官位俸禄，汤显祖没有听从，所以说“无梦到徽州”。如果把这首诗当作是汤显祖对徽州风光的赞美，那就是一种误解了。

　　从这首诗，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到了明朝后期，徽州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内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势力，在徽州的黄山白岳之间，藏有无数的“黄金白银”——要求荣华富贵，那就要到徽州去。

　　而我们的主人公胡雪岩，他出生在晚清的徽州。

　　家乡在徽州

　　“命运”是一个带有很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词汇。一个人的命运通常由什么来决定呢？

　　排除掉“上帝”以及各方鬼神的存在，摆脱掉“宿命论”的困扰，我们相信：一个人的性格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一个人的性格又是由什么来养成的呢？

　　我们相信：一种行为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习惯久而久之养成一种性格，而一种性格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说到底，是从那最是细微的某个行为开始的。而人的行为又是怎么做出的呢？

　　排除掉先天的生理条件上的差异，因为那实在不是我们所能加以掌控的。留下来的，对我们个体行为影响最大的，便是我们所生存的具体的环境——所以研究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他所生存的具体的自然社会环境便成为我们决然不可忽略的因素。

　　而我们知道，胡雪岩的家乡在徽州绩溪，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奠定了他接下来所展开的整个人生图画的图画背景。

　　那么作为胡雪岩家乡的徽州，提供给胡雪岩的是一个怎样的成长环境呢？

　　乡愁，就像是一碗陈年的老酒——上世纪60年代初，漂泊了近半个世纪的胡适总是常常叨念着自己的家乡——徽州。在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那本《胡适口述自传》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故乡和家庭”，而接下来的第一句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在书中，胡适描述了很多关于家乡的事情。对于徽州的山山水水，这位儒雅的徽州人总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怀。

　　徽州，溯源追本，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历元、明、清三代，统“一府六县”(即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除婺源今属江西省外，其余今皆属安徽省)。

　　但是，如果你认为徽州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徽州事实上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是由这“一府六县”所孕育出来的，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而最终形成的一个地域文化体系——徽州文化。

　　万山丛中的徽州原来只有很少的山越人居住，他们彪悍尚武。然而到了东晋以后，这里的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地处中原的五大古都，历来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中心。所以每当遇到政权更迭的动荡年代，中原的大族往往举族南迁。两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末五代的安史之乱，以及两宋之际的靖康之乱，形成了历史上三次大的迁徙高潮。由于山重水复、易守难攻，徽州也就成为中原士族十分理想的避难场所，最终使这里成为了中国封建时代罕见的移民社会。

　　当年那些失去特权的中原大族，惊魂未定地踏上徽州这片陌生的土地时，在感怀身世飘零的同时，却是已经在为后世子孙构筑未来的生活了。为了保存在战乱中侥幸存留下来的血脉，这些中原士族聚族而居，一姓相传，而千年不乱。经过一代代地繁衍生息和苦心经营，位于皖南的这个偏僻山区，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宗族社会。

　　按理说，在徽州这样的桃花源里自然是可以过着“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逍遥日子。但是，时间一长，生存的现实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知道徽州地处在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区，这里确实是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但是徽州的可耕地却是非常之少，向来就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庄园”的说法，农耕环境十分恶劣。而作为一个人口不断涌入的移民社会，再加上多年以来休养生息的结果，徽州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也就变得越来越尖锐。进入明清以后，徽州本地一年所产的粮食，却只能养活这里十分之一的人口。大量额外的粮食，则需要从几百里之外的苏常地区乃至于千里之外的湖广地区搬运过来。

　　这时的徽州人，不得不将目光再一次投向了大山之外——本就来自于山外的徽州人将再一次走出徽州。对于当时的徽州人来说，走出徽州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科举入仕；还有一条就是去做生意。能够科举高中的人自然从来都是少数，更多的徽州人则自愿或是被迫最终选择了去做生意。

　　迫于生计，同时也是为了向外发展，一代代徽州人就这样，走出大山，四方求食。

　　一位少小离家的徽州人充满感伤地说：“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不管以后如何兴旺发达，在最初离开土地时，徽州人无不四顾茫然，孤独而彷徨。就这样，一则流传于徽州民间的谚语也就出现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一丢，竟然也就丢出了中国历史上明清之际最大的商帮——徽商。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做得生意，儿啊，娘的心头肉

　　做不得生意

　　在外成鬼也孤幽

　　四方求食，草儿飘悠

　　做得生意，儿啊，娘的心头肉

　　做不得生意

　　在外成鬼也孤幽

　　很明显，一个徽州少年，在他长大了走向社会，开始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参加科举，就像今天的青年人参加公务员考试一样；无法参加科举或是科举失败的徽州人，就会选择去经商。

　　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翻阅中国近四百年来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明清时代，徽州这个地方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支极度强大的商帮——徽商。而就在同一个时期，从这里走出去的进士、状元，在全国也是最多的。这样徽州人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商养官、以官促商，官商结合的传统。所以自古以来徽商中人多“官商”，从这样一个环境之下走出“红顶商人胡雪岩”，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徽商多官商，因此徽商体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就在于他们一贯就有着“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所以徽商又被称之为“儒商”。在徽州一直都有着“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说法。在我所生活的曾经属于古徽州的婺源，即便是到了今天，民间也仍然有着“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这样劝人好学的谚语。

　　如果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角度来看，明清之际的徽州人可以说是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的——而且在事实上也如我们所见，达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

　　——我们的主人公，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从这样的环境下走出来的。走出徽州的胡雪岩最后走进了那西子湖畔的杭州城。也正是在那里，胡雪岩成就了他自己一生的功业。

　　徽州商人的性格

　　准确地说，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徽州商人的性格”这样一个客观的实体——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北方人的性格”和“南方人的性格”一样。北方人有千万种性格，南方人也有千万种性格，断然不适合，也不可能以一语“北方人的性格”或是“南方人的性格”而笼统概之。我们说“北方人的性格”粗犷豪爽，“南方人的性格”温柔细腻——但我们并不能排除某个具体的北方人温柔细腻，也无法排除某个具体的南方人粗犷豪爽。

　　究其根本，我们对某个特定地域群体的文化性格的表述，不过是对于普通民众头脑中所具有的印象的一种粗略的概括罢了。“徽州商人的性格”这样的表述方式，其所要表达的也正是徽州人作为一个整体所留给我们的粗略的印象。

　　那么，“徽州商人的性格”是怎样的一种性格呢？

　　如果我们能够描摹出徽州商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性格特点，我们也就大概能够猜想得到，胡雪岩受其成长环境影响而具有着怎样的个性特质了。

　　因为徽州人大多是中原士族移民的后代，继承了中原士族移民的传统，其个体最大的人生追求就是读书做官。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对于个体乃至于家族的前景规划中，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极其浓厚的儒家道德和儒家价值判断标准的深刻印痕。又因为徽州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使得许多徽州人只好以商为业，四出求食——这也使得徽州商人的性格同样不可避免地蕴涵了市井商人的精明算计、左右逢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等等等等。

　　因此，徽州商人的性格总的来说，就是儒家道德要求与精明狡黠的市井商人所具有的商人个性特质的复杂混合体。

　　徽州地处皖南低山丘陵，地少人多、农耕环境十分恶劣。这使得绝大多数徽州人不得不外出从事商业，以之谋生。徽州以外的人习惯将这些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称之为“徽骆驼”。以骆驼来形容徽州商人，一方面说明了徽州商人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也是在说徽州商人具有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诚实守信、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性格特质。而这样的性格特质也正是徽州商人最终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徽骆驼”所表征的徽州商人所具有的性格特质无疑完全遵照了儒家的道德要求。但据此就认为徽州商人的性格是一种完全的儒家道德要求的体现，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语，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的存在是有它的道理的。

　　刁民为何而刁？只因穷山恶水，为生存环境所迫而已——不得已而为之。

　　卢梭有一句名言：“人人生来自由，却无处不生活在桎梏之中。”

　　试问“生活”一词该做何解？

    于我解来，所谓“生活”，概先有“生存”之“生”，后才有“生活”之“活”，是为“生活”一词之真意。

　　——人来到这天地之间，他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什么儒家道德、五讲四美、八荣八耻，而是怎样使自己生存下来。也只有先使自己生存下来，才有接下来所谓“生活”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先天生存环境优越的人相比，先天生存环境窘迫的人实在是更加难以遵照社会道德体系的要求——正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比如，跟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妓女高谈所谓的“高尚的社会责任”，即便不能说是愚蠢可笑，那至少也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

　　生存环境越是恶劣的人，就越是具备了生存的本能。生存的本能是什么？生存的本能就是要不计一切代价，生存下来——这就是生存的本能。

　　为了生存下来，人们通常就不得不牺牲很多东西，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有高尚的欲望，少数精神病患者和具有反人类反社会倾向的人例外。但并非每一个人都有高尚的权利。对于一个不幸处于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的人来说，他是没有高尚的权利的，在他得以生存下来之前。

　　只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中存在的种种被我们视之为“丑恶”的现象，便都可以得以合乎情理的解释了。

　　狼吃羊，那是狼的生存法则。

　　蛇吃青蛙，那是蛇的生存法则。

　　强盗抢劫，那是强盗的生存法则。

　　妓女卖笑，那是妓女的生存法则。

　　……

　　商人精明算计、左右逢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是商人的生存法则。

　　抛开世俗的观点，这本是无所谓好坏对错的，我们也不应该对这种生存法则本身，采用世俗的价值判断标准来加以解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生存下去罢了，不得已而为之。

　　徽州商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生存下来，并且最终成为明清之际最大的商帮；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着“徽骆驼”所表征的儒家道德要求的性格特质，还在于他们精通了生为商人生存下来的生存法则——他们精明算计、左右逢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据史籍记载：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

　　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徽商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其身为“儒商”所具备的儒家道德操守是分不开的，一如曾仕强教授在《胡雪岩的启示》中提到过的“诚实守信”、“先义后利”、“重在朋友”等等等等。但如果以为只要道德高尚，便能够在商海竞争中取得成功，那无疑实在是一件极端荒谬可笑的事情。

　　商场如战场。

　　生命本身其实就是一场能量的争夺战。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这个世界所拥有的资源总是会呈现出相对的不足——好的东西从来是所有人都想要，而好的东西又是从来都有限。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也就唯有争抢一途而已。

　　如何去争？怎样去抢？

　　单纯的道德是永远无法恰如其分地回答这个问题的。

　　徽州商人用他们作为商人而所具有的精明算计、左右逢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性格特质，恰如其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最终获得了成功。

　　作为徽州商人在清朝后期的杰出代表，红顶商人胡雪岩，无疑也是具备了徽州商人作为一个整体而所具有的性格特质的——那是一种儒家道德要求与精明狡黠的市井商人所具有的商人个性特质的复杂混合体。

　　徽州商人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徽州歙县棠樾世居鲍姓大族，乾隆年间族中有位少年奇才名叫鲍志道，字诚一，号肯园。他自幼读书，按他父亲的意思是要他日后参加科举考试走做官之路。但是，父亲虽业商但不善积财，家境并不宽裕。于是在11岁时，志道便中断学业，走上经商之路。

　　由于家贫，出门时志道身无分文。母亲便从箱柜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的志道婴儿时的襁褓，将襁褓的虎头帽上配镶的那枚“康熙通宝”铜钱取下，给志道随身戴上，告诉他说：“儿啊，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了你，咱家的兴旺就要看你了啊！”志道眼含热泪，珍重地将这一文钱收在内衣夹层的口袋里，下定决心绝不让母亲失望。他想到母亲身体不好，弟弟又在读书，感到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

　　志道几乎是一路乞讨到江西鄱阳，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说了。到鄱阳后，一边帮人打工，一边学习会计。会计学成后，也积了一点钱，他离开鄱阳，来到浙江金华。在金华，他利用身上积攒的钱开始做些小生意，为寻找更好的市场，他从金华又到扬州，从扬州又转徙湖北，不断奔波，但始终未能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20岁时，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十年的商场奔波，他逐渐成熟起来。“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扬州自古繁华，明清时期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富商巨贾，且徽州人占一大半。扬州的繁华，令志道目不暇接，他决心在此地一展宏图。

　　也是该他时来运转，这时一位歙县大盐商急需招聘一名经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劳、精于核算。学过会计的鲍志道抓住机会，前去应聘。然而，这位大盐商在招聘中，出了一道让人意想不到的试题。第一天，面试之后，大盐商命伙计给每位应聘者一碗馄饨，说算是犒劳。吃完后，大盐商让各位回去准备第二天考试。谁知，第二天盐商出了这样的几道题：请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馄饨共有几只？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应聘者被这样离奇的试题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摇头苦笑，有的后悔不已。然而鲍志道凭他十年从商的经验，昨日就预料了那碗馄饨的不寻常，所以他对那碗馄饨作了细细的观察。此时应付这几道题自然是得心应手。结果不必说，他被聘用了。

    聘用后，经常和商场行家打交道，由于他肯于吃苦，勤于学习，业务素质迅速提高。凭他超人的经营才干，盐商的经营大为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几年的积累，志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辞去了经理职务，决心自己开创事业。他瞄准了盐业经营，因为，一方面盐业是扬州的龙头行业，扬州所处的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另一方面盐业经营利润大。这几年经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场行情，结交了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个人人际关系网。这些使他的事业很快走向成功，家资累至巨万。而且，凭他精明强干、处事公允、急公好义，在业界的声誉也是日益高涨。

　　恰好此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盐商的控制，在盐商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盐务总商。鲍志道当之无愧地被选为总商。然而总商的角色并不好当，一方面，在政府眼里，盐商都是些富得流油的肥羊，总要想方设法进行搜刮。因此总商要代表众盐商利益与政府交涉、周旋。另一方面，他要不断解决盐商内部的矛盾，同时还要向政府反映众商人的愿望和要求。总之，总商处在政府和众盐商之间，双方谁也不能得罪，没有精明干练的处事能力是很难做到的。鲍志道担任总商，处事果断、公允，深受众盐商的拥护，也得到政府的赏识，因而他在总商职位上一干就达20年之久，声望显赫。

　　遥想当年，鲍志道怀揣一文钱出门经商，可以说一路备尝艰辛；在商场几十年摸爬滚打，辛酸的故事必不会少；总商虽说荣耀，但夹缝中做人，岂能是容易的事？问题在于，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他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学习和借鉴。

　　第二个故事：

　　这个“一文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苏州布店的由来。

　　当年，有两个徽商，姓名已不可考，姑且称为甲乙二人吧，他俩挟带重金，来到苏州合伙做生意。乍出家门被苏州的繁华所迷，加上身上有不少钱，于是他俩当晚便出去各找一妓女寻欢作乐，肆意挥霍。时日不久，他们身上的钱花光了。妓院老鸨翻脸无情，命人将他俩打出了妓院。

　　二人身无分文，只得靠乞讨度日。眼见到了年底，二人眼巴巴地看着家家都在准备过年，他们也渴望回家，但他们现在这种窘况，如何回家面对父老妻儿啊？他们满心苦涩，相对哀叹无语。

　　这种境况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啊，能怨谁呢？无聊之中，甲从腰袋里摸出一文钱，用力掷在地上，长叹一声说：“那么多钱被我们挥霍完了，留着这一文钱有什么用呢？不如扔了算了。”乙见一文钱，忽然灵机一动，忙捡起来说：“这是我们仅存的硕果，幸亏你还留着它，它可是我们时来运转的一线生机啊。”他对甲说：“你先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甲却给他弄糊涂了，也没多说，心想随他瞎折腾去。

　　过了不久，乙回来了，手里拿着竹片、稻草、旧纸、鸡鸭毛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甲奇怪地问：“你这是干什么？”乙笑笑，拿出一袋面粉，和水调匀成浆糊，然后用草把竹片绑住，外蒙一层旧纸，在旧纸上再用浆糊遍粘鸡鸭毛。结果，一只活脱脱的禽鸟便做了出来。甲不解地说：“我们境况如此困窘，你还有心思做这小玩意儿？”乙笑而不答，仍继续做各种形状的禽鸟，一晚上下来居然做了二三百只。

　　第二天天亮，乙拉着甲带上昨晚做的禽鸟一齐到附近的元妙关。元妙关是苏州有名的游玩之所，平日游人很多。甲乙二人来此，在地上把各种禽鸟摆好。妇女儿童一见这些禽鸟做得惟妙惟肖，争着购买，一会儿工夫这二三百只禽鸟卖得一只不剩。每只鸟卖十几文，算算一下子就挣了四五千文钱。甲至此才叹服乙的心思灵巧，他忽想起一事，忙问乙：“昨晚我扔的一文钱，你拿去做什么了？”乙说：“竹片、稻草、旧纸、鸡鸭毛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街上捡的。那一文钱，我用来买面粉做浆糊了，这不正好用来粘鸡鸭毛吗？”说罢，两人会心地相视大笑。

　　从此，他俩更是加倍努力，采购各色纸张、杂鸡鸭毛，晚上做鸟、兽、人、花草等玩意儿，白天便各处兜售，两三个月下来，两人居然挣了300万文。这时两人商议应该正规地去做生意了。于是在苏州布业最发达的地区阊门开设了一个布店，在布店的门牌上大书“一文钱”三字，表示他俩永不忘记曾经经历过的艰难历程。据说这家布店历经200余年依旧昌盛不衰。

　　虽只说了以上两个故事，但历史上徽商类似的故事却是很多很普遍。它们的结局恰好体现了徽州商人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反映了徽州商人作为一个商帮群体所具有的性格特质。

　　——胡雪岩就是徽商这个商帮在晚清时期最是杰出的代表。